2026年8月6日，韩国JTBC电视台公布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在2016年的调查报告：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间，韩国足协一共七次向19名裁判及一名比赛监督提供异性按摩服务，受此服务的裁判执法的比赛，涵盖一场世界杯预选赛、三场奥运会预选赛，以及三场友谊赛。 2016年，文体观光部认为足协的招待行为违反行政纪律，有违法的迹象，随将该案卷宗提交首尔警察厅进行初步的刑事侦查；随后，首尔警方将获得的证人口供、报销凭证等证据，交给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的特别搜查部；特搜部发现，证据只限于足协内部人员，即无法传唤受服务的外籍裁判；曾提供服务的按摩店也灰飞烟灭，因此对此案做出“证据不足，不足以进行刑事诉讼”的结论。 然而，当韩国队遭遇世界杯的失败后，在媒体曝光下，十四年前的旧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线中。 来自中国裁判组的反证：非主动招待，是被动安排 对异性按摩招待裁判事件，以目前的证人口供来看，属于韩国足协的“被动安排”。 被动招待与主动安排两者间差距很大，主动招待意谓着从策划到执行，都做过精心的准备，并且有明确的目的。被动安排，是在裁判提出请求后未回绝。 调查报告显示，负责具体操作此事的足协职员A某，这样说到，“按摩的要求，是外籍裁判在机场或酒店里提出的，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按照标准进行了接待。” A某来自韩国足协内的裁判局，接到裁判要求后，A某无法独立做出安排裁判接受异性按摩的决定，他向他的上级作出汇报。A某的上级是裁判局中层干部B某，B某在检方的调查中，承认自己接到A某的电话，电话中A某要求B某对此事进行确认。安排还是不安排。 B某确认了安排。 于是，B某对A某说，“裁判长途飞行过来身体疲惫，我们需要照顾裁判情绪”。这等于告诉A某，可按照裁判的要求行事。 A某在检方的供诉中，明确提到了，“外籍裁判最终的按摩费用包括性交易费用”。 A某如此坦诚，是因为通过法人卡在按摩院中刷卡消费后的帐单，非常清晰，根本无法作伪。 2011年3月25日和27日，A某依次在首尔江南区和蔚山招待日本主裁佐藤隆治以及两名助理裁判按摩各一次，费用依次是75万韩元（4000元人民币左右）和51万韩元（2750元人民币左右）。首尔江南区的服务费用是韩国最高的，每人的按摩费约在25万韩元；蔚山的价格低于首尔，为17万韩元左右。这两个价格是带性服务的，在服务内容上，通常标以“精油按摩”或者“中式按摩”。 在首尔，25万韩元的服务时间为1小时，若加钟半小时，价格会提到32万韩元。根据最终的消费数据看，每位裁判的消费时间均在一小时内；A某是在比赛日前一天的深夜带裁判进行按摩消费的，在比赛日的凌晨，完成刷卡结帐。 2011年，韩国男子足球队在主场的比赛中，根据交叉对比，有裁判并未接受按摩服务，似乎从侧面证明了A证词中的这句话，只有裁判要求时，才会安排异性按摩。 乌兹别克主裁伊尔马托夫在吹罚韩国国家队时，并未提出要求。稍后，伊尔马托夫在9月22日韩国国奥队对阿曼国奥队比赛后接受招待，他率领整个裁判组，在昌原接受了76万韩元的异性按摩。 A某供词是这样说的，“有些裁判提出要求，有些裁判没有要求，因此我们不会主动向裁判表示，可以向他提供异性按摩服务。” 结果还真找到了证据。 2011年10月11日，韩国队在主场迎战阿联酋，此役为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2-1胜，所有证据均显示，当值裁判组没有受到异性按摩招待。 执法这场比赛的，为中国的裁判组，主裁为谭海，助理裁判为穆宇欣与苏继革。在2011年在韩国主场执法韩国队的裁判中，中国裁判谭海及他的助理裁判，是唯一没被牵扯入异性按摩事件的裁判。 在2023年因受贿罪被起诉的谭海，应该没有向韩国方面提出过异性按摩要求。也许谭海更加谨慎，也许某些方面谭海更干净，但这恰好提出了一个反证，韩国足协并非主动向每一位执法的裁判提出“异性按摩服务”，谭海未被招待，确实符合A所描述的，“被动接受了裁判们的请求”的说法。 本-哈曼丑闻终止性招待 根据发票中提供的线索来看，在2012年2月与3月，韩国足协裁判局官员在一场世预赛和一场奥运会预选赛前对裁判进行按摩招待，随后的异性按摩招待就戛然而止。世预赛由日本裁判组执法，而奥运会预选赛被招待的不是裁判，是比赛监督。 奥运会预选赛后，在昌原接受了19.8万韩元的按摩费用，也是七笔按摩费用中最小的一笔费用，服务的对象是阿联酋人阿尔-哈米德。有趣的是，这笔费用是在比赛期间刷卡消费的。也就是说，极有可能是在赛前就完成了异性按摩服务，但为了掩人耳目，A某选择在消费完成后的比赛期间，才故意进行刷卡。 A某显然闻到一些不安全的气息。 其实不论是B某还是A某，都认为这事略显过火，而且已经传开了。在七笔费用中，服务人数最多的一笔也是服务于阿联酋人，2011年6月3日与塞尔维亚的友谊赛前，共有阿联酋主裁阿里-巴德瓦维、两名边裁和第四官员，同